简介：清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（1873年11月28日），一名豆腐店帮工葛品连因病暴毙。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伙计，类似事件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上演，人们早已司空见惯。然而，次日他的身体出现的异样症状（详后）使得其母开始怀疑他的死因，与亲友商议之后，他们报官请求官府验尸。最终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案件，此案涉案人员之多，牵扯官员之广，均举世罕见。成为“晚清四大奇案”之首，在至今近140年间为人们广为传颂。此案错综复杂，引起了广大人士的反思，本文试图从行政干预司法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，权做引玉之砖。

一、案件起因

本案主角为杨乃武与小白菜。小白菜本名毕秀姑，父亲亡故后由母亲带她改嫁余杭县的木匠喻敬天，后来嫁给了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。二人婚后无房，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便以每月800文的价钱向当地举人杨乃武租赁房屋一间，让其夫妇入住。杨乃武为浙江余杭县人士，于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。其家以养蚕为业，家境小康。

小白菜在家中整日以诵经度日，而其识字不多，常向杨乃武请教。杨乃武夫妇深喜其聪明伶俐，常留小白菜在家吃饭。小白菜亦不避嫌，与大其十六岁的杨乃武往来亲密。日久，便传出二人有奸情，葛品连几番查找都未查到把柄，然而积毁销骨，葛品连夫妇便令觅房屋居住了。

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，葛品连身体不适回家，当晚暴毙身亡。次日，葛尸体的口、鼻中竟流出血水。葛义母冯许氏怀疑其子被儿媳下毒害死，于是请人写好呈词，次日清晨送往县衙。

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在调查过程中听闻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染，便主观认定二人因奸情毒害葛品连。兼之仵作沈祥验尸过程中极不严谨，并未按规定以皂角清洗试毒的银针，便认定葛是砒霜中毒而死；尸体口鼻出血也记录成了“七窍流血”。基于这样的认定，刘锡彤要求小白菜供述其与杨乃武因奸情而谋害亲夫的罪名。在小白菜拒绝之下，刘锡彤对小白菜进行了严刑拷打，最终不得已承认了刘锡彤所“认定”的事实罪名。

十月二十日，刘锡彤向杭州知府做了报告。因初审过程中杨乃武因举人身份无法用刑，刘锡彤无法得到口供。经杭州知府陈鲁、浙江巡抚杨昌浚上书同治帝，经同治批准后，革去了杨乃武的举人身份。十一月初六，陈鲁对杨乃武不加询问就进行了严刑拷打，大刑之下，杨乃武无奈招供。陈鲁随即依据《大清律例》宣布了杨乃武斩立决、小白菜凌迟处死的决定。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杨昌浚将此案上报朝廷，只待“秋审”之后正式结案。[1]

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未有划分的意识，地方官员完全掌握着该辖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。就本案而言，葛品连死后，知县刘锡彤一人需要承担对于此案的侦查、询问、审判等诸多职责。然而，由于当时的人力、财力、及科学水平的限制，刘锡彤本人很难收集到确凿的“铁证”以证明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，对于主观口供的依赖就在所难免。命案发生后，民众对于本案的关注也无疑成为了知县本人的一大压力（可能影响政治前途），且因为平日里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早有“通奸”传闻，判决二人“通奸谋杀亲夫”更似是一种“民心所向”。刘锡彤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查询到“客观事实”。更为复杂的是，一起命案的发生到侦破，往往上级机构给下级侦破的时间相当短，侦破时间过长会影响刘锡彤本人的仕途（这点可以从本案的发生到小白菜招供仅两日，经过一番上奏剥夺杨乃武举人身份，再到判决，前后也不到一个月可看出）。因此即便刘锡彤发现疑点，也很难对案件进行细密的侦查（这点从杨昌浚在上报前派出候补知县郑锡?跞ビ嗪及捣茫?敝：虿共莶莸鞑橐环?媳ê螅?畈?２⑽醇绦?肪恳部梢钥闯觯?Ｍ?保?菟樟?淌诘姆治觯?泄?糯?桓龃砦蟮男?斜煌品?母怕式?跤谇Х种?换蛲蚍种?唬??桓霭讣?薹ㄕ炱扑?贾碌恼?我蛩亍⒁蛑卫聿涣Χ?纤褪送镜母怕试嘉?/SPAN>20%。[2]将心比心，我们如果站在知县刘锡彤的角度去处理此事，也很难得出与其不一样的结论。

我们不难看出，正是由于体制的弊端使得类似冤案的产生具有了“普遍性”。清朝政府无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为了使得这类案件有机会得到公正的处理，他们设计了“京控”制度试图使这类案件昭雪成为可能？然而这种制度究竟有多大作用？我们拭目以待。

二、京控制度

京控，即在各省案件经督抚审理后结案后，当事人或其亲属认为原审审断不公，得向京师各部院衙门呈控。[3]然而，京控程序的启动需要先向官府逐级提交诉状，不被受理之下才可以提起京控，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。《大清律例·刑律·诉讼》规定：

凡军民词讼，皆需自下而上陈告。若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，笞五十。

《刑律·诉讼·越诉》规定：

军民等遇有冤抑之事，应先赴县衙控门具控。如审断不公，再赴该管上司呈明。若再有屈抑，方准来京呈诉。如未经在本籍地方及该上司先行具控，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，遽行来京控告者，交刑部讯明，先治以越诉之罪。[4]

京控制度类似于今天的上访制度，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出上访难度之大。这种难度来自于多方面：从本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，杨乃武案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，甚至得到了江南药王胡雪岩的资助，由其妻上京控诉。即便如此，本案完结时也将杨家从本来的“家境小康”变成了家徒四壁。普通人就更不必说，且即便成功提出申诉，是否能得到解决也很难说。且京控类的案件程序极为复杂，以清代5%~30%的识字率而言[5]，普通人根本很难知道如何去进行京控。因此这种制度在实践中会被百姓选择的概率是十分低下的。

京控制度虽然在名义上归皇帝亲审，实践中通常是由于刑部指派官员进行审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刑部官员对此常常也是“发回重审”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如果将这种“司法案件”转化为“政治案件”，真正得到皇帝本人的关注，冤案得雪的概率就会增加很多。杨乃武毕竟举人出身，且有过帮人写诉状的经历。在本案中他亦采用了如下做法。

杨乃武还在狱中时，其妻小詹氏即向杭州各衙门申诉，均未得到重视。同治十三年四月、九月。小詹氏及杨乃武之姐叶杨氏两度带着杨乃武的翻供材料进京控诉。第二次申诉的材料还发表在了《申报》上，使得本案从此开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

案件传到京城，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皇帝，请求皇帝派专员查办此案，并由杨昌浚负责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人身安全。这封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（一说皇帝本人），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。

然而在复审过程中，由于杨乃武为洗刷冤情极力污蔑小白菜，导致证词前后矛盾，将案件变的复杂。而杨乃武污蔑小白菜所捏造的事实又恰恰被胡查明，胡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，而在上报的奏折后面，他又附了一份揭露杨乃武及参与申诉的亲属有过错的《招册》作为维护原审判的证据。

这个判决得到了很多朝廷官员的支持，但亦有很多反对的声音。反对声音首先源于江浙籍的官员。他们认为，胡瑞澜平素与杨昌浚交好，且胡本人此前并未审理过案件，案件本身还有很多可疑之处，不能定案。对于江浙籍官员而言，如果杨乃武“因奸同谋”确有其事，那么江浙籍官员都将因此蒙羞。鉴于此，以浙籍官员汪树屏（此人为杨乃武的同年，同乡）为首的十八省浙籍京官联名上书，要求对此案重审，这些浙籍京官几乎涵盖了吏户礼兵刑工和内阁等所有部门。而浙江仁和县武举夏缙川亦基于同乡之情找到其兄，并连同了本案的另一个重要人物，刚刚升为刑部右侍郎的翁同?。

如此一来，此案已然从一宗简单的司法案件演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。以胡瑞澜、杨昌浚为首的参与此案的官员自然希望将杨乃武除之后快，他们极力主张维持原判。另一边，所有浙籍的官员以及翁同?（甚至有资料说连丁宝桢亦参与到此案）等官员（或为正义，或为名誉）不遗余力的为此案平反。

我们看到，由于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所牵动浙籍京官，以及《申报》连续三年对此案的详细关注，使得本案已然成为一宗“个案”转化为“奇案”。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，使得本案的处理对于光绪以及慈禧太后而言，都将是一出巨大的考验。

三、行政干预司法的影响

翁同?很快组织了一批官员开始着手对于本案进行调查。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，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。经仵作检验，葛品连周身尸骨均呈黄白色，证明其生前非因中毒而死。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。而沈祥在讯问之下交代了他未用皂水反复冲洗银针这一事实，杨乃武与小白菜确系冤枉！

这一结果的得出使得光绪、慈禧太后大感宽慰，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的时刻，统治者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整顿吏治，以缓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。我们看到，案件结果大白于天下，光绪、慈禧太后对此案的处理手段可谓异常严厉[6]。

正如有学者所说：“慈禧太后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及独揽大权，她有意排挤汉臣，打击地方势力……慈禧太后惊闻后，则视此案为斩除异己的良机，明里暗里有意扩大参与案件审判的官员范围，增强审判力度，然后通过平反该冤案以打击参与审判的某些湖南籍官员。因此冤案得以昭雪，派系斗争、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等制度外因素起了主导性作用。[7]

如果我们站在司法独立的角度上再次审视此案，我们可以似乎可以看到行政干预司法所产生的严重影响。

首先，“京控”设置的初衷是维护社会的正义，当司法判决不公正时，给予了受害人一个方向，对其遭受的损害进行控诉。显然这个制度本身就充满了对于司法判决的不信任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完善司法体系入手去解决此类问题，而需要靠行政权力的介入方才可以维护正义？毕竟“京控”制度能解决的只是个案，是治标的办法，解决司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才是正途。一旦行政权将案件解决，会使更多的民众相信行政权而忽视司法权，法律的公信力将受到打击。伯尔曼说“法律如果不被信仰，它将形同虚设”，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公民不信司法而信行政权力，那么公民的权利将更加得不到保障。如本案中，明显是知县刘锡彤的失察导致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发生，然而最终解决此案的还是行政权力的介入。本案本称为“奇案”不正是因为类似普通的案件都得不到解决吗？这也可以解释当今社会上访事件与日俱增的现象，政府部门侵普通百姓的权利，百姓却一定要找政府机关去维权，试问此等权利将如何维护？

其次，根据权力制衡学说，行政权是需要靠司法权来制约的。当司法权无法制约行政权时，行政权就会演变成绝对权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。这种腐败恰恰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它是行政权一家独大的必然产物，它无法根除且会愈演愈烈，从而动摇国家根本。如本案在发展过程中，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官员肯秉公执法，都不会造成最后这般巨大的影响，然而官官相护，结党营私，使得本案一拖三年而无法解决。是的，以行政权制约腐败无疑是一种以暴制暴的行为，这种行为只能导致暴行的滋生和蔓延。自本案以降至今，无数类似的事件在我们身边重演，如佘祥林杀妻案、麻旦旦处女嫖娼案等等案件，不正是向我们说明了靠行政权力的“自律”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吗？

再次，此类案件的解决最终依靠不是正常的司法途径，而是依靠无数利益集团的博弈的结果。无数各怀鬼胎的利益群体来解决需要“公正”的案件，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普遍的正义？如徐忠明教授所说：“这种非制度性因素的介入，不仅会扰乱司法程序的正常进型，而且也会严重破坏审判权的独立行使，最终影响正义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安宁。结果对于正义的诉求蜕变成了原被两造告的各种资本的较量”[8]当案件似乎透出“正义的曙光”时，会产生无数“杜周”[9]式的人物对于司法随意解释。如本案中刘锡彤在案件审理中并无受贿之嫌，亦完全按照当时司法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。其过失仅在于“失职”，而这种失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法律的环境下在所难免。[10]但我们看到在本案结审时，皂保等刑部官员对于此案的审理意见为“亦革除余杭知县刘锡彤虽无挟仇索贿情事……仅此失入死罪未决本律拟徒，疏觉轻纵。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，年逾七十不准收赎”[11]这无疑多了几分“墙倒众人推”的意味。在杨乃武案公正解决的背后，如知县刘锡彤类似的官员呢？谁来为他伸冤？

最后，强权干预司法的审理，还可能导致政治借题发挥，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进行捕风捉影，用“正义的外衣”来对于人民甚至于官员进行屠戮。而事情一旦发至此，将成为全民的灾难。如公元1768年波及的妖术恐慌，虽然后来种种证据表明，这场恐慌完全是民间以及官方以讹传讹的行为，但即便如此，仍然牵扯了许多百姓无辜入狱、大量官员被降职、罢官。实质只是乾隆皇帝的借题发挥，借机对官场进行洗牌，叫魂一事纯属子虚乌有。[12]我们庆幸在本案中，官员的清洗对于本案的公正审判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，但谁又能保证，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，在行政权能够强制干预司法审判，甚至司法体制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呢？

[1]赵晓耕：《大衙门》，法律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60~174页；王策来：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~8页

[2]苏力著：《法律与文学》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30~131页、第163页

事实上在明清两朝，官员的俸禄极低。而仵作更是几乎毫无俸禄，收入仅够夫妻二人一天一顿饭。因此我们很难苛责本案中仵作的不尽忠职守。也正因为此，造成了本案的悲剧。参看陆永棣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揭秘》载《中国审判》新闻月刊2008年1月

[3]那思陆：《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14页

[4]徐忠明：《案例、故事与明清时的司法文化》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97页

[5]参见注④第98页

[6]王策来：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》见注①第16页、第108页

[7]陈翠玉《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——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二期

[8]参见注④第107页

[9]刘星：《古律寻义》2000年3月版第11~14页.

[10]杨昂《杨乃武与小白菜：清季法官的心理分析》载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》2005年第二期

[11]参见注⑥第104页

[12]孔飞力：《叫魂》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